跟林斤澜先生在一起，感觉非常宁静快活，忘忧忘烦，忘名忘利，忘记尘世间的污垢。他不只是笑口常开。而且是笑声不绝，嗬嗬声又脆又亮，带着鲜灵灵的水音儿。再看看他那张脸，慈眉善目，容颜舒展，简直是“笑佛”一尊。
知道林斤澜先生的大名，是在50年代。那时我在一家报纸供职，我的组长房仲甫先生，是林斤澜先生的老同学，时不时地跟我提起他。还有一位忘年朋友，《北京文学》编辑考诚先生，跟林斤澜先生同在北京文联，当然就更少不了说到他。而比这两位说得还多的人，一位是柯慧能，一位是吴梅影，这两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当时都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做职工业余文艺的辅导工作，由于都比较喜欢文学，我们之间多有来往，她们少不了谈论熟悉的作家，自然也会提起林斤澜。这就是我最早知道的林先生，只是还没有机会跟他接触，我就因“右派”案落泊，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、内蒙古。这一走就是22个年头。
真正跟林斤澜先生交往，是在政治气候由阴转晴，我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。起初大都是开会时见面，当然也就无暇多谈深聊，我只是尊敬地打打招呼。后来多次跟他一起参加笔会，每次都是朝夕相处七八天，彼此之间也就有所了解。这时我渐渐发现，林先生特别爱笑。好笑的事情，就自不必说了，不太好笑的事情，有时他也哈哈大笑，仿佛人间的荣辱浮沉，都在这朗朗的笑声中，被冲淡化解随风飘散。这时我总是怀着羡慕的目光，欣赏他那美滋滋的笑模样，并且在心里想：多么好的性情呵，我哪怕有他的一半儿，就会少去许多烦恼的吧？
我们一起上泰山那次，总有10多位文友，到晚上就扎堆聊天儿。汪曾祺先生和林斤澜先生，是我们这拨人中最年长者，两位又都是可亲可敬的人，大家总是主动凑到他们房间。北京文学界的人都知道，汪、林这两位是好朋友，抽烟饮酒可搭伴儿，说话聊天儿也投机，就是性情好像也相似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譬如，起码是我跟这二位接触时，有两件事他们很少议论：一是关于官位，一是关于是非。就是听到这类事情，汪老总是说句俏皮话，林先生则是哈哈一笑。这两位先生都属于那种“历经世间无限事，参透人生几多情”之人，别人锱铢必较的事情，他们压根儿不想往心里装。如果论资历和成就，这二位比文学圈里有的人要高出一大截儿，更不要说好人品。
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，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显清纯，林斤澜先生的身体这样好。林先生已是76岁高龄，前不久跟我们一起去浙江，游瓯江，爬雁荡，不仅毫无倦容，而且一路说笑，思想的敏锐不亚于年轻人。我们这次是乘飞机而行，林先生却来回乘火车，据跟他结伴的陶大剑先生讲，他们一路上很少睡觉，一边饮酒一边聊天，旅途生活非常快乐自在。林、陶两位先生都是温州人，他们在温州停留的几日，林先生更是高兴至极，见到年轻时的伙伴，看到熟悉的故乡景物，犹如回到了那远去的年代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惬意。
在林先生面前，我是后生晚辈，应该呼他老师。可是见他如此随和，无论跟谁都平等相待，我也就斗胆放肆了，更多的时候叫他“林老”，有的时候叫他“老林”“斤澜”，还有时跟他开个玩笑叫“小林”。不管怎样叫他都不介意，如叫“小林”他更是痛快答应，而后便是一串脆亮的笑声，把他的快乐无私地传给你。每在这个时候，我总是想：一个人能活得平和淡泊，说起来比较容易，真正做到却很难，因此林斤澜先生的性情，很让我敬佩折服，每见他一次就有一次的感悟，就如同置身青山碧水间，被大自然氛围陶冶之后，全身心都觉得轻快爽利，许多杂念都顿时荡然无存。
在当今的文坛，从年龄论创作，林先生都是个人物，却很少充“老大”。有次在闲谈时跟他说起，有的作家看不起同行，他听后平和地说：“其实完全没必要，作家就跟木匠一样，无非是个三级工六级工之分，还不都是靠耍手艺吃饭，个人写个人的就是了。”我听后颇为感动，心想，难怪林斤澜为人冲淡，原来他把自己的身份，看得是这样的平常。倘若像有的人那样，本来是个三流作家，偶然误坐一流位置，就想让人尊为一流，或者无人捧场就自我吹嘘，反而让人瞧不起。像林先生这样不恃不傲，倒是让人尊敬并乐意接近，自己和别人都生活得快活。
林斤澜先生已是七旬开外的老人，以他健康的身体和豁达的襟怀，还有那不亚于年轻人的敏锐思想，相信在新的世纪里，他还会写出不少的文学作品。林先生以小说闻世，散文随笔也有名篇，这几年这两样都常见。要是以我自己的喜欢，我倒是希望林先生多写散文随笔，用平和的心态和从容的文字，记述悟出的人生真谛、文坛往事。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去年我们结束青田之行，归来时在温州机场候机，偶然发现一张《温州晚报》上边恰好有林先生一篇散文是写文学前辈沙汀先生的。这篇文章太短，读得不过瘾，想再多读些，自然就这样想了。
